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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抑或是学术

 

2004-11-29 23:31 文/杨牧青  编辑:牧青网络

 

1999年第十二期《新华文摘》中,读及了钟少华老先生在《学术研究》(1999年第8期)发表的《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一文后,余颇欣慰,深有感触,“国学”是否能之为“学术”以泄余之文雅之气,作为饶舌之论!

“笔者是无法相信,旧国学从来没有如此大的力量,将来更不可能靠新国学为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作学问依靠的是自己对真理的探求,无分旧新,更不是自己规定贡献的”此段是钟老一文的结束语,确实是“后生”们顿开茅塞。

 

学术的研究争执从来是文人学士们的口头禅,从说到论,从论到辨,此起彼伏,彼生此灭,两相纠缠,最后闹了个几经“大师”的头衔,确为学术界一大快慰之意也!

今天,作为一名年轻的文化研究者同样在“后生”的行列,用自己的浅薄学见去议说这篇文章,以期使我27岁的同龄人有所思索和暇想及再认识。

我与钟老从未相识过,唯有者,拜读了他老人家的这篇“国学”试论一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原则和特色”表述得的确不错,但是,“笔者是无法相信,旧国学从来没有如此大的力量,将来更不可能靠新国学为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钟老的这段话是否太有些讲得果断或者说武断了吧!使年轻的后学无法相信,紧接着钟老也说:“无法相信”,这只能说明钟老对自己的学识、认识及思想见解的一种再肯定,并不能表明“旧国学”和“新国学”“不可能”为“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不做出贡献!如果说文明与进步是来自于不断的历史发展与创造过程中,那么不断的历史发展与创造过程就是一个旧的过去再创新,大部分有识之士都知道,没有基础哪来创新,没有创新哪来进步与文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旧国学是新国学的基础,新国学是“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的又一基础,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没有基础的学术思想或本应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国家民族和人类怎么能够进步与文明呢?此钟老第一弊病也!

 

“作学问依靠的是自己对真理的探求”诚然不错,确实如此,“无分旧新”,这是任何作学问的文人学士都应该运用的方法和应初具的起码认识,但是“更不是自己规定贡献的”这话却有些瑕疵,如果说一个人作学问连自己应该“规定贡献”的这点理念和精神都“更不是”的时候,那么,这千几年来的中国文人学士的学术争执与辩论似乎是成了一种不与“真理”相并存的“文化(文人学士华)现象”吗?此钟老第二弊病也!

既然是“试论”就不应该下“结论”或者出现“笔者无法相信”之类的语句,作为我是一个年轻的娃娃,一名年轻的后生,要对钟老敬慕的说上一句:无法相信,只是您对后生们的“国学”研究有所低估,或者有所偏见,也许是您钟老文化“学力过硬”而敢说些话,敢写这些字。

 

钟老很推崇马瀛老先生的《国学概论》,并摘录马老的愿望:“必须有好学深思之士,具有综观世界各系文明之眼光,祛除影响附会之客气,且深知近世科学方法、性质、价值,与学术之历史发达过程,将东西之学术切实比较研究之,方促使两系文明融合,而在世界学术上,放灿烂光明,此实谓国学之最大任务,而一般青年,不容不仔肩者也”,且断言“笔者不敢说,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研究‘国学’的大师们,有几人已经达到他的愿望?恐怕太少了”。这是钟老又一弊病将贯穿于全文的又一显示!既然钟老对马老的“愿望”很推崇,为什么结语和“大师们”的用语那么敢于肯定,难道研究“国学”是“大师们”的事情,不是“青年”的事了吗?难道“大师们”的言语都可以成为“定论”吗?我作为一名年轻的娃娃依用着自己娃娃般的眼光,企视着来臆说:“并不是那么回事!对于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学术任何人都可以在前人的学术基础上,进行大胆的推陈出新”,所以钟老的这一文章的“前言”部分思路出路是很好的,并且写了“科学教育才是决定20世纪中国进步的第一主力”,并且“这一点是必须说明的”这样的警语,我们应该备加青睐!

钟老还相当同意启功老先生的言语:“这些所谓‘国学’书籍,其实就是当年的一批教科书。当年用过了,也就结束了。今天拿来再用,是很不明智的。除非当作历史史料来研究,作为近代教育史中一部分而已。”这段文语,猛地一读倒也符合“教育史”的某种言说,可是,细心的暗自思忖,总觉得与“学术”的治学逻辑精神相悖性。难道“国学”就只是“近代教育史中”的“一部分而已”了吗?难道“国学”就是“当年的一批教科书”了吗?难道“当年用过了,也就结束了”吗?难道当年用过的今天拿来再用,就“是很不明智的”吗?如果这样的优胜劣汰的选择,那么基础从何而来?创新又从何而起呢?难道我们的“国学——学术”就这样的被劣淘成为一种“作为近代教育史中一部分而已”!这似乎让后学们有所踌躇!

 

由此种种,作为一名文化研究者或“青年”人的我榷议如下:

新世纪,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建设的重担在我们这一代“青年”和下一代年轻人的肩头上。但是,老一代的前辈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能不能在下“断语”或“结论”的时候多些思考,留个神儿应该从“学术思想教育”方面着手分析,让后生们(青年人、年轻人)有所受益,同时让后生们沿着老前辈的谆谆教导“放开一点儿”思维,以期为“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

同时,我诚恳的请老前辈学者、“大师”们在做学术研究讨论时,应从自己识有所学的知识积累中,剖析自己的缺遗,让后生们少走些弯路或訾议的东西,促使后学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创造力。

同样像马老的“国学”愿望和袁行霈主编的发表谈话 :“国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研究国学并不是复古,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因此要抱着开放的态度,把国学放到世界各民族文化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贡献。这样,就是有创于旧国学的新国学了。”这些话语我们应该再给增添个“感叹号”或者下个中肯的断语。

我们青年人、年轻人、后生、后生们都坚信:历史的前进和人类文明不断的进步是所有“学术”研究的一面镜子,共产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将要出现,这更是这一面镜子的坚实支架和基柱。

 

最后,我怀着乳臭未干的真诚,要说明的是:对钟老的治学严谨与细致的一面,我们应该更加的推崇和学习,对又如“钟老”这样一些“老学者”的言论讲著更要仔细地去分辨,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法去“认读”它!也许这样,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能够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优点和特色。备注:本文当时身居“涤心轩”,大约写于1999年的后季,今观来幼稚可笑,但是不觉得当时地激情在今天看来还是有用的,温故而知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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