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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梳理中国传统哲学(2)

2005-02-22  23:31   文/杨牧青  编辑:牧青网络

 

前一篇从社会史过渡的角度大概梳理了一下中国传统哲学的脉络,并将它的起源追溯到“旧石器中晚期”,也就是伏羲古易那个时代,约公元12000年前左右,称之为“朦胧的哲学”。然后顺延至战国时期,和其前,统称为“先秦时期的哲学”。这一阶段的哲学主要体现在神灵观、天命观、道器观和阴阳观。难能可贵的是,这一阶段因多种因素内面产生了被近代学术界称之为世界三大辩证法之一的“墨辩”等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学术思想与流派。

中国传统哲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和七大体系(或称之为哲学圈)。当然这些“阶段”和“体系”,它们之间是相互延续的,交媾的。因此也就造就了蔚为壮观、丰富多样、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体系。我们拥有此等丰富、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资源,是中国人的自豪,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中国传统哲学四个阶段划分如下,旨在大家商榷。

一、先秦阶段:公元前221年之前的时期,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伏羲古易”时代。这个时期是我们今人研究哲学史的重点之一,也是一个难点。重点是因为它和国家现行提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研究有关联,同时又帮助我们对华夏民族的源头探源更深一层次地认识和把握,其意义是不言而喻。难点是因为它的哲学资料匮乏,年代久远,时限模糊,而研究者大都从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甚至民间文化方面进行探索,难免有隔山打牛之弊,难寻门径,抓其要害就显得很困难。从而也导致中国古典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不尽人意之处,使中国传统的“古哲学”显得孤单和寂寞。而往往入此者,多有曲高和寡之状,郁郁闷闷,不知云何。

先秦阶段非常让人注意的,也是大多数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津津乐道的“哲学圈”——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论说与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奴隶社会的末期,因为社会动荡不安等原故而造就了一大批卓有远见的思想家、哲学家、辩证家等等哲人,他们对宇宙、对世界、对社会、对历史、对政治以至对人生处世态度、生存等问题的认识和阐述,完全可以说是千古绝唱,后不见来者!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哲学和其它学科(文化)最为丰富的时代,也是奠定目前称之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和根本,也是最值得人留恋的时代。

予以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神灵观、阴阳观、法家思想这三个哲学观念。这又是为什么呢?简单的回答如下:

神灵观使人在大自然这一客体面前有了对精神这一主体的寄托和认识。它的代表人物是广大人民,是普天下的老百姓。神灵哲学观念的产生,从而驱使人们不断地丰富物质生活,向往美好,改造客观世界的发展模式。至于陷入神灵的笼罩中,那是哲学没有接近本体的缘故。精神是人们对物质的奢望驱使和渴求动力。如果人没有精神的奢望和渴求,那么客观世界再丰富多彩,再引人入胜,美不胜收,人还是无气力、无思想、无激励情趣去认识它,发现它、改造它和掌握运用它。精神是揭示物质世界的前提和基础,虽然世界是物质的,但也躲避不了精神世界的能动力和客观地存在。精神使人倍加容光焕发,充满活力!

阴阳观是人们长期与大自然生存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新动力,使人对大自然这一客观存在“物”有了更新的认识。它的代表人物当推老子和邹衍。老子“道”的学说是《易传》中“道器观”的前奏,而生于战国时代齐国临淄的邹衍是对这一学说的继承和创新,他在糅合了兵家、法家、儒家和占卜家等多家思想精华之后,以“道”为基础而创立了“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也就是阴阳哲学观念的诞生无疑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新生命力,它的威力形象地说是不亚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阴阳哲学观念的出现是人类社会与文明,特别中华民族文明特大进步,促使了整个社会向健康有序,更加清楚认识世界的方向发展。

法家思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的需要,特别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亟需。如果没有“法”的思想,社会将混乱不堪,凭先秦以后所说的伦理道理观念是不可能制造一个和平、久安的社会和国家的。法家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鬼谷子和韩非子,同时申不害、商鞅也有他们各自的显著业绩。鬼谷子虽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但是他的《揣》、《摩》、《谋》等的思想却在孙膑、荀子、韩非子等人中传教下来,承法家一脉相传。韩非子生于公元前约280年,大约活了47岁,师从荀子,他继承了前人的成果,成为先秦时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强调国君必须行法、执术、恃势,提出“抢法处势则治”的主张,加强了君主集权,造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政治局面,对后世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制有极大的影响。显然他具备高度的哲学思想深邃!

法家哲学思想观念的产生无疑是社会又一大进步的标志,而他们的思想又代表了先秦哲学思想的另一个里程碑。这一点值得思考。

 

二、后秦阶段:这一阶段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为算,也就是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第一个封建帝国时期向后延续至清朝中后期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为终止。一般都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汉唐时期”或“汉唐宋明时期”,而把“元”省去,把“清”的大部分又归纳为“近代时期”,显然这是不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划分。
    
今天我们划分以“秦”为分界线,是有一定理由的。首先是因为“秦”是封建王朝的开始,是奴隶社会的结束,这从社会史角度来说就是这样的。其次是因为“秦”是中华文明统一的象征和表率。因为文字是人类文明象征和标志,而恰好“秦”的朝代统一了各国不同的文字,用“秦小篆体”规范了文字使用,使中华文明传播得到了一定的巩固和加强。再次“秦”的军队强盛和国家兴盛,使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空前发展,奠定后时代的哲学文化传承。虽然“秦”只有短短的20年不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可否定秦的强盛。如果说周、商、夏是河的西岸边,汉、晋、唐是河的东岸,那么“秦”就是架在这条河上唯一的一座金碧辉煌的桥梁。这座桥不论从造型上还是质量、使用上无疑是经得起风雨剥蚀的一座桥。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大家都知道“后秦时期”这个阶段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前后经历了2065年时间。这一阶段造就了目前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切,使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长河源源不断,滋润了中华民族文化和哲学文化的思想,激荡了它们的思维与意识。同时我们都知道,哲学是解决问题、认识问题、发现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对物质为第一性的肯定。试问,如果“秦”没有隐于各个层面之内的哲学思想、思维和认识,那么秦的帝国能强盛吗?历史多次地证明,一个民族拥有完整的法制体系和敏锐的哲学体系,这个民族将一定会强盛。恰好“秦”的强盛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研究后秦阶段的哲学的时候,不要错过对“秦人”的思想和社会活动的探幽揭微。

后秦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哲学我就不多说了,因这一阶段的资料非常多,譬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及胡适等先生的著作,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读了。

 

三、近代阶段:这一阶段当以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到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结束的前期为终止,前后大约经历了70多年。这一阶段虽然年代短暂,但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却特别大,由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思想、经济思想等观念大量的传输入于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来所积淀形成的哲学基础和本体发生激荡、融合,使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发生了几经改变的地步。有人提出“洋为中用”,又有人推行“中西互补”、“中西共用”等观点,同时也造就一大批新的思想急剧形成,对封建社会的快速瓦解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促使作用。这一阶段和“现代阶段”的前期的中国传统哲学氛围很像“先秦阶段”的春秋战国情形,各主主张,各具形态,花样百出,有人说中国传统哲学有没落感,又有人说中国传统哲学时运不佳,日后不能发扬光大,更有人效仿西方各种,西施效颦,洋相百出,等等不一而是。这些思想和认识都隐藏于这一阶段的哲学著述中,或文化立说的见解中。

可惜!他们的思想和学说的确比不上先秦时期那样的深邃和智慧,仅有形似,缺乏神似,随着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而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慢慢地退化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却孕育了新的哲学出现,这其中当推梁启超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思想哲学见解和稍后一些的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哲学思想。虽然前者以文化学、历史学的面目呈现在人的眼前,后者以社会学、政治学的容貌出现在人的生活当中,可是他们的哲学思想无疑是精华的,闪烁着光亮点,为其后的哲学发展铺了基石。同样这一阶段的资料也很多,精辟论述也很多,不容我多说,大家可以自行去参阅。如牟宗三先生《中国哲学的特质》、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及熊十力先生的论著。熊先生十力属于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对佛学的研究和造诣,也造就了他的哲学建树,这一点也不容忽视的。望有志于哲学深入研究的人,多留心佛学的哲里,但不要陷入禅宗或转识成智的误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四、现代阶段:这一阶段严格地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为开始。时间应以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和领导人之一陈独秀为开端,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引入中国,对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本位观念不能废弃,不能吹毛求疵,必要革变创新,发扬光大。这也就有了伟人毛泽东思想的早期哲学观,譬如19263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1937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不朽哲学著作。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给中国传统哲学注入了活力、养分,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历史等“客观体”的存在。在这一传输与相荡的过程中,其中有两个重大的举动和突变值得重视。一是公元191954日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全面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有了惊醒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路怎么走,自己的文化怎么发展。这从哲学角度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一是公元194910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毋庸置疑,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传统哲学和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并且结束了多年动荡不安的中国 “第二个战国时期”社会现象,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幸福,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增添活力,使死气沉沉的中华大地又出现了一片生机。这已经成了铁的事实,也毋庸多说。

很明显,这一阶段的哲学途程更为漫长和久远,其内容将更加丰富,分支研究更细致、科学和严谨,并且对哲学的研究、探索要求越来越高,不只是停留在“哲学是什么”或“谁是第一性,”或者“存在与时间”、“感性与认识”、“进化论”、“相对论”、“利益与分配”等等的单一的、片面的层次上,而是要求中国传统哲学更需要全面化,符合社会与时代的要求,顺应历史的潮流和发展前景。势必在这一阶段会诞生大量的哲学分支,譬如以经济为主体时期的“企业哲学”,此间有如复旦大学哲学系所主编的《管理哲学》,德国西美尔所著的《货币哲学》等;以文艺为活跃时期的“艺术哲学”,以及以人为本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下而出现的“人文哲学”、“历史哲学”、“法价值哲学”等。真是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通哲学之门!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将要更换头面的前奏时期,传统的将融入到新时代的阶段。

特别时下,“复兴中国传统哲学也就等于复兴中华民族的血液”这一说法成为铁的事实的时候,中国传统哲学将又进入一个高峰期!至于未来时期的哲学已经不在本题目的划分范畴之内,我们就不揣摸的去说了,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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