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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观察:从“中澳文化交流协会”事件看“中国社团组织”如何发展

 

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组织网(本文参考该网2015年12月23日发布的《对一次“高规格”“社团活动”合法性的疑问》一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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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提升两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经贸合作关系,进一步促进两国资金、资源和人员流动,推动两国经济优势互补向持久和深入方向发展。”“双方领导人决定将中澳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经双方共同努力,中澳两国政府的《中澳自贸协定》刚正式生效(2015年12月20日)不到一日的时间,中澳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大会暨中澳文化发展论坛“一带一路专题研讨会”就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21日隆重举行。期间,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为协会授牌,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万绍芬,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王立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全国党建研究会原副秘书长贺兴洲,中央电视台原常务副台长于广华,中国文联副主席刘兰芳等领导出席了会议。据了解,还有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司马艾买提担任名誉主席,有其他各界的知名人士担任顾问、主席、副主席等职。当天,还有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段若鹏教授、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王辅政教授、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彭中天、郑州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吴柏林(河南省政协委员)等人先后发表了演讲……看样子这个会议规格还是很高的。

今晚微信朋友圈中来自中国社会组织网的“行政管理新闻”头条报道,有记者于2015年12月21日下午就爆料“中澳文化交流协会”是不合法的,按国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官员“李鬼社团”的说法,这个“中澳协会”就有问题。这个事件本身很有意思,也值得深思,也必须要深思,特别在中国“社团组织”也在改革的时期内!这又是一个“社团”事件,当年(2011年6月21日)郭美美事件与中国红十字会,及至同年11月卢星宇(卢美美)事件与“世华会(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等“灰色慈善”相关联的事件还未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去。21日又发生了“中澳协会事件”(中国社会组织网上又有一则关于“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骗局的“事件”也正在进行中,据说联合国法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

当然,据观察、推断,“中澳”这个协会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它明确了时势性而紧跟方向的,会在一阵更大的舆论强劲之风起来的时候和过后的过程中,国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官员再次登场,发表一系列的讲话和说法,最后或许这个事件将不了了之,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还无法定性的。从这个事件的本身来看,这也是我国对“社团管理”的一件很尴尬事情,需要进一步的对社团组织要“全面深化改革”,再加以取消行政化的“商会行业协会行政脱钩”!这个事件的有趣处是,记者得到消息后……如此那般的一番……再去政协礼堂……人去堂空……再来一通电话、文字的……微信公众平台、网站网络的急骤扩散。当然,明白人一看,也许就会知道了怎么回事的。(前几日有记者刚采访了民政官员有关社团的话题,接着就发生了这么一个高规格、大组织、有时势性而且在20日过后的21日呵!)

 

“社团组织”只要以服务社会大局为重,以拥护执政党的执政路线,按相应的经营方式方法去运行,不涉及洗钱、诈骗、反党、搞动乱、聚众闹事、乱整关系…...等违背社会道德和基本法则的事就行了。据当前我国的社团组织改革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境内(大陆)势必在“简政放权”“去行政化”等一揽子的政策指引下,将要开始效仿港、澳、台,以及国外美、英、德等“境外社团”形式,用“公司注册+协会运行+财会上报审计+政府加强监管……等”方式来运行,政府的监管力度会加大,社团活动的“内容报备”将交付具体的事发地来记录,如礼堂、会议中心、酒店会议室等能接受、承担主办方开展活动的机构场所。同时,如果政府监管力度不加大、舆论方向有偏差、措施不够妥善、报备登记不方便、注册条件苛刻,那么社团组织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很多的。社会要发展,社团组织可以解决政府不能解决的事情,帮助执政者完成某些工作和服务、意愿,这是事实,也是史实。

 

同时,我们不仅要问:

为什么“当局”有些人非常害怕社团组织的发展呢?国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这几年究竟又批了几家“国字头”的社团组织呢?

仔细观察,在我国的“国字头”社团组织都是由政府大领导、高级官员在执掌、操纵(省、市、县级依次类推)和运作,有哪一个“国字头”社团组织是“平民”来办的真正的人民群众团体或者社会团体呢?在“国字头”的一级协会、学会、基金会、民办非公企业等组织机构下的“二级法人”机构、单位多如牛毛!在信奉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的不良观念下,各种冠以国家XX部(委)为起头的“社团”在国内各行业内的大型活动中到处都有他们的“名称”和身影。

从国家政策上讲,一边在一直倡导合法注册,一边现今又要务必使其“商会行业协会”行政脱钩,去行政化,这样的自相矛盾是政令与实际不符,势必会造成一大部分的“社团垄断现象”,它与平民、老百姓想注册个“社团组织”相去十万八千里远,在社团注册的各种苛刻的硬性条件和要求下,现实的“平民”只能是“望政兴叹”、“望团随影”罢了!也因此,这样以来,早些年(或有特殊关系的)那些“国字头”的一级协会、学会、基金会、民办非公企业等“社团组织”就越来越成了香饽饽。

据说,这一次商会行业协会行政脱钩、去行政化的“政策号令”,致使一些老头子、老领导极其的不高兴,认为这是“政策”给他们再次剥离了“私欲权”、“敛财门路”和“形象展示机会”。当年“领导们”在台上时很风光的,下了台、离了职、脱了岗本来还想借用民办社团组织的平台和机会再继续的风光一番,结果被“行政脱钩”、“去行政化”搞得很不光荣,很没面子!

至此,有关类似“社团”的这种信息还是要及时的传播,毕竟它也是一个关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算是尽一份公民的义务吧。“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希望能还“社团”一个春天的故事,制定合理的社团监管政策,期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够早日实现。社团、社团,本来就是社会组成的团体,社会来做,政府做好“有效监管”即可!

 

附:关于社团的资料

社团(英文名:mass organizations)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组织。中国的社团一般具有非盈利和民间化两种基本组织特征。社团与政府组织、非正式组织或自然群体有着明显的区别。

 社团可依其性质分为政治性、经济性、科技、军事、外交、文化体育、健康卫生及宗教团体等;依其成员间的联系纽带分为生理、社会、精神物质以及由个体所属组织功能等方面因素结成的四类团体;亦可依其民间性程度分为官办、民办、半官办三类。

社团的形成基于两方面的社会需要,一是基于社团所属的成员的需要,执行为成员谋取利益的服务职能;二是基于政府职能的需要,履行服从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管理职能。其社会功能包括:满足其成员发展的需要,包括知识技能的增长、社会交往、社会承认以及获得新的发展途径等;维护成员权益,包括对个人利益及群体利益的维护;参政议政;政府助手,担负着对各自社会成分的管理职能;经济参与,承担经济信息的沟通、开展生产活动、参与市场活动等;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智库发起组建人、学术主持、书画家杨牧青于北京2015年12月23日23:5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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